秒速飞艇彩票:何家英:《工农兵形象选》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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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绘画对我而言也许是一种天性,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。那时只要有个纸头,就要画上点东西。秒速飞艇彩票:何家英:《工农兵形象选》对我学素描影响最大小时候家里穷,哪有什么纸张供我画画呀!母亲为维持生计给服装厂做外加工活,盛扣子的小纸盒就成了我画画的宝贝疙瘩。虽然父亲总在家里写文章,有稿纸,但一张都不许我们用,因为那是公家的。

  绘画对我而言也许是一种天性,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。那时只要有个纸头,就要画上点东西。小时候家里穷,哪有什么纸张供我画画呀!母亲为维持生计给服装厂做外加工活,盛扣子的小纸盒就成了我画画的宝贝疙瘩。虽然父亲总在家里写文章,有稿纸,但一张都不许我们用,因为那是公家的。

  四五岁时,随母亲上街,回来总是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,什么马拉车、汽车、电车、桥梁……尽收笔底。有一次母亲说我画的电车不对,说人家电车的连杆是弓形的,而我却画了两个小辫子。我辩解道:有轨电车是弓子,无轨电车是两个小辫子。可见,我是很注意观察的。我家临街,常见有马车过往,我把马画得像模像样的,于是大人们都夸赞我。哥哥也跃跃欲试,画了个毛驴,结果把驴头画成了人脑袋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  这种画画的天性也许是有些遗传的,我的祖父就会画画。小时候我们家挂过他的画,至于好坏就无从判断了。他写得一手好字。我姐说,她写大仿(描红)都不用买字帖,而是由爷爷给写帖。不过因为爷爷在乡下老家,不和我们一起生活,对我画画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和帮助,我想大概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。

  1964年,在天津“石墙子一小”上小学时,班主任范老师家访时得知我爱画画,就送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。我只上了一次剪纸课,就赶上“文革”来临而停了课。那位美术老师再也没见着过(记得他姓李,形象我还记得很清楚:不胖,高高的个子,两个大鼓眼儿)。在停课的日子里,我总帮着给街道上的大人们搞宣传、画漫画。复课以后,也帮着班里搞专栏、画板报。四五年级时还在学校宣传队干过一阵子,但我不是当演员的料,根本没有那个“范儿”,最后还是给同学化化妆、接个短什么的。

  1970年,我到天津卫国道中学上学,又因有绘画特长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。老师叫毕文金,可又只上了一次课,学的是象形文字,老师便走了,再没有了音讯。因为宣传的需要,学校政工组组织起几个同学来负责宣传工作,什么写标语、出专栏、写通知、画宣传画、刻蜡版、印小报、印试卷,都由我们干,就是学校文艺宣传队演话剧的布景也由我们搞,那真是一种锻炼呀!也许这就是命里注定了要成全我,在没有老师的状况下,一切问题都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,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  我的组长是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学兄叫门如山,他对我的帮助很大,他善于思考,思想活跃。我真正学画入门实际上是从他那儿开始的,在那时我才懂得了学素描、画速写的道理,也从他那儿见到了苏联的《素描教学》一书,知道了黄胄,见到了黄胄作品的剪贴图片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《阿娜尔汗》招贴,那实在是太美了!从此,我的速写便从学习黄胄开始了。对我学素描帮助最大的还有那本《工农兵形象选》,里面有靳尚谊、朱乃正、伍启中、林镛等先生的素描头像。在那个很少有书看的年代,大师们的这些作品成了我学习绘画的唯一范本,它们让我始终全神贯注、如饥似渴。

  我真诚地感谢门如山,是他把学画的师傅一一引荐给了我,其中有孙长康、尚鸿玉、李墨等老师。最初,我是从西画开始学画的,因为我的几位老师他们也都是学西画的,如我父亲同事杨金岭,我哥哥的同事崔俊臣,还有印染厂的设计师张学强,从他们那里我渐渐入了门道儿。师傅们也特别喜欢我,因为每次求教我都带去一大卷子画,而且进步非常快,老师们总是喜欢比较聪明和勤奋的学生。

  与门如山在一起的日子令我难忘,我俩时常形影不离,总在一起搞宣传、一起画画,几乎每天画到半夜两三点,早晨预备铃响了才起床。后来我们一起参加过河东文化馆和二宫办的美术班,从此走上了正路。记得文化馆的孙项博老师上的第一课教的是用大直线起稿,这是素描的基本手法。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,路子很正。在文化馆学习期间,还第一次看到了张德育、于复千老师表演水墨人像写生。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,胆子特别大,上中学时就开始搞创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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